和前几任中纪委书记相比，十八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、中纪委书记的王岐山的背景有些不同寻常。与擅长党务组织工作的传统纪委干部不同，他在政治生涯中积累起的是经济专家的声誉。
有趣的是，1982年，在恢复后的第一届中纪委全会上（“文革”期间，中纪委一度被撤销。1978年恢复，编者注）当选为中纪委书记的陈云，也是以经济工作能力著称的政治领袖。可见，选用经济能手执掌反腐败工作，对中共而言并不陌生。检视王岐山的政治生涯，我们还会发现，这种出其不意的转身对64岁的他而言也不陌生，反而是他30年领导经历中时常出现的有趣挑战。
青年磨炼
王岐山1948年7月出生在山东青岛。他的父亲是清华大学土木工程建筑专业的高才生，在青岛从事城市规划工作。1956年，王岐山随父亲工作变动，全家迁入北京。在北京市三十五中上高中时，表现突出的他还被任命为低年级的辅导员。
一次思想辅导时，王岐山为了说明辩证法中的凡事无绝对，举例称：即使是雷锋也不能说世界观百分之百正确。结果等“文革”来临，他就被扣上了“恶毒攻击雷锋”的帽子，受到全校范围的大批判。后来军代表进驻学校，为王岐山平反，他也没有记恨，反与当初批判他的同学们一笑泯恩仇。
1969年1月，22岁的王岐山来到陕西省延安县冯庄公社，成为一名插队知青。延安是名副其实的黄土高坡，山地众多，王岐山要从村子里担着130斤左右的粪上山浇灌田地，等山上的麦子成熟了，再背上150多斤的麦子下山回村。
在冯庄乡村民的印象中，王岐山在北京知青里“很有威望”，“脑子反应快，嘴皮子也快，没人能说得过他”。他和不同出身的知青都能交上朋友，还给情绪低落的知青做思想工作。后来，王岐山当上了生产大队革委会副主任，邻里之间闹了矛盾，他还经常出面帮助解决。
村民徐俊富回忆王岐山“爱好就是看书，所有的知青里他最爱学习。因为读一本西方政治学的书，公社领导还批评他，不该阅读‘反动书籍’”。当时，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姚依林的女儿姚明姗也和王岐山在一起插队，两人在冯庄相识相恋，结为连理。
1971年底，当时设在西安碑林的陕西省博物馆要招一批讲解员。听说延安有北京知青，普通话肯定说得好，于是将王岐山和其他9名知青一起招到了碑林。
在碑林工作两年，王岐山周围聚拢了一大帮西安本地的知青。许多人天天来碑林找王歧山讨论时政，军代表—度对王岐山抱怨，“每天都有找你的几十个人不买票进来”。
1973年，王岐山作为工农兵学员被推荐到西北大学历史系就读。他后来常提到当年读书时与地质学家张伯声对话，从老校长创立地质学的波浪地壳构造理论，联想到历史和地质构造一样，也是靠波浪在运动，“顺历史潮流者昌，或者叫赢；逆历史潮流者亡，或者叫败”。
财经能手
1979年6月，王岐山从陕西省博物馆调回北京的中国社科院近代历史所。岳父姚依林此时已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、国务院副总理、国家计委主任。王岐山的学术兴趣也逐渐从历史转移到经济上来，他爱说敢说，吸收能力强，很快就在北京的青年学生学者中小有名气。
社会学家李银河当时也在中国社科院任职，通过她的介绍，王岐山和当时在中国社科院读研究生的翁永曦、朱嘉明、黄嘉南结识。四人常在一起讨论经济与改革形势，撰写的研究报告通过姚依林被转到主管经济的陈云案头，受到了中央领导的重视。此后经常联名发表经济政策探讨的四人，被外界称为“改革四君子”，一时名动京城。
王岐山于1982年被借调到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，从此踏上仕途，正式开始从事财经领域的工作。在农研室工作期间，王岐山还参与组织了后来影响深远的莫干山会议。为了与全国的青年经济学者更好地交流，他与马凯等人在浙江莫干山组织学术讨论会，征集学术论文。
在这次会议上，许多青年学者针对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提出见解。周小川、楼继伟、华生、张维迎等人的论辩，更催生了采用双轨制改革中国物价制度的政策提议。对会议成果兴奋不已的王岐山迅速组织代表下山，向在杭州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、国务委员张劲夫汇报。数月后，放调结合的双轨制价格改革，被国务院宣布实施。
1990年前后，政治形势的风波让许多人对经济改革的前景一度悲观。学历史出身的王岐山到处给人打气鼓劲，认为改革“不要太顾及眼前的气候呀、挫折呀，因为事情是人创造出来的”。
已升任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的他，在1989年3月一手催生了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的成立。这所简称“联办”的机构在中国当代金融史占有着重要地位，上海和深圳的证券交易所乃至证监会，都深受“联办”设计的影响。
1994年2月，历任中国建设银行副行长、央行副行长的王岐山又回到了中国建设银行担任行长。在建行任内，他同样留下了中国金融史上的创举。他在任内与美国摩根士丹利公司簽订协议，合资成立了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——中国第一家投资银行。作为持股比例最大的建设银行的行长，王岐山主动放弃担任中金CEO，目的是引进美国金融业的专业管理，这种让步甚至让美国的投行家都感到惊奇。
1997年底，王岐山又被候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点将，派去受金融危机影响的广东处理问题。在广东，两家有政府背景的投资公司——粤海与广信，正面临倒闭。它们借助政府信用在海外市场融资，并进而开展投资业务。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到来，这两家公司结构混乱、负债过高、流动性不足的问题开始凸显，经营难以为继。
广信首先宣布破产清算，持有广东省政府担保函的粤海也摇摇欲坠。国际投资人开始向广东省政府主张权益，要求政府履行担保义务，偿还债务。担任常务副省长的王岐山态度强硬：政府不会为全资拥有的有限责任公司买单。债主们威胁提起诉讼，王岐山也放出硬话：“可以去告，上哪都可以，在国内、在广东省肯定赢不了，到国外我也愿意奉陪！”
参与创立中国第一家投行的王岐山，给出的是更为市场化的解决方案。他邀请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对粤海进行资产审计，并邀请投行高盛作为广东省财政顾问，指导政府对粤海进行重组。时任高盛公司主席的保尔森亲自飞赴广州，与王岐山签约。
到2000年底，粤海终于与债权人签署债务重组框架协议，广东省政府向粤海注入优质资产，但不承诺偿还债务。债权人则接受部分利益损失，同意高盛对债务结构的调整方案。与此同时，广东省政府重组和关闭省内800多家地方中小型非银行金融机构，彻底解决了窗口公司的隐患。王岐山也功成身退，回到北京，晋升为正部级的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。
党政多面手
2002年底，国务院开始酝酿新一届机构改革，体改办即将被撤销，王岐山被安排担任海南省委书记，首次全面执掌地方的党政工作。他刚一到任，就花了一个月的时间走遍海南，调研发展方略。他提出的“生态立省”、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构想，让习惯了传统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的海南官场备感新奇。
但王岐山还没来得及落实自己的蓝图，新的政治挑战就又摆在了他的面前。2003年初的非典型肺炎疫情，让卫生部长与北京市长双双引咎辞职，王岐山被急召入京担任北京市代市长。上任当天，他便一口气走访多个市场，考察传染病预防措施的落实。
在市政府常务会议上，王岐山針对疫情，向下属们提出要求，“我就要求你们汇报的时候一就是一，二就是二。军中无戏言。”他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，面对北京市民信心喊话，以坦率的态度澄清各种流言。到2003年5月左右，疫情逐渐消退，王岐山却又要接受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挑战。
这位视角独特的市长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场馆建设和赛事组织上，而是花大力气解决北京的基础设施问题。在他看来，公共交通将是制约奥运成功举办的最大问题。他提出三大招：降低公交票价、提高公交车利用效率、公交公司上市。
2004年春节，他首度利用短信平台向北京市民拜年，提醒大家注意烟花燃放的安全问题。这种用短信传达政府信息的模式，与北京的公交卡乘车打四折一道，成为王岐山留给北京市的政策遗产。
2008年晋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国务院副总理的他，又回到了财经工作的老本行。从2008年起，他代表中国多次参加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，第一次对话的对象，就是老相识、已经担任美国财长的保尔森。在全球经济危机逐渐凸显的五年里，王岐山频频出访，被视为是中国日益增长的世界经济话语权的代言人。
王岐山的从政生涯以善于面对多面挑战、提出切实解决方案著称。历史教育背景的他面对经济改革大潮，成功转型成财经领袖；当面对北京的“非典”疫情与奥运筹办时，被认为只有金融领域经验的他又成功交出亮眼的成绩单。被外界普遍视为是解决国际经济问题能手的王岐山，却改为负责被中共认为越来越重要的反腐败问题，留给外界的期待空间也颇为广阔。